中南大專家學者解讀兩會熱點

發布時間:2019-03-13瀏覽次數:1061

時值三月,全國進入兩會時間。2019年3月3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在北京開幕。3月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也在北京舉行。中南大專家學者緊扣“兩會”脈搏,熱議兩會熱點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新舉措,并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為國家改革與發展建言。


越來越有“獲得感”的減稅降費

楊燦明 教授

“減稅降費”無疑是李克強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最大的亮點之一。根據報告的內容,新的一年,政府將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包括增值稅稅率和社保費率在內的多項稅費指標將得到更大幅度的下調,一批影響企業負擔的收費也將得到有效的清理,預計全年將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

事實上,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減稅降費”是我國近年來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著力點。一段時間以來,圍繞如何有效降低企業實際稅負,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營業稅改增值稅、增值稅稅率的下調、以及所得稅層面針對不同主體的優惠政策等等,有效降低了微觀企業負擔和經濟運行的成本。

不過,前期的減稅降費措施更多關注結構層面的因素,因此,盡管政府的減稅規模不斷增加,但企業層面的“獲得感”卻并沒有同步提升,或者說,不同微觀主體對減稅降費的感知存在差異。

令人驚喜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直面上述問題,在繼續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政策方向由結構性轉向普惠性,這充分體現在稅率和費率非選擇性的整體下調,減稅降費的效應將更加明顯。

讓人民群眾更有“獲得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要目標。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在更大規模且帶有普惠性特點的減稅降費政策面前,企業和普通民眾將越來越有“獲得感”!


今年的兩會給我的兩大驚喜

葉青 教授

俗話說得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作為統計工作者和財稅研究者,今年全國兩會給我最大的驚喜有兩個。

第一個驚喜,是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5%。為了這個GDP的區間增幅,我做出了一點努力。我在2015年11月29日提交了一篇民主黨派信息——《關于只公布重要指標上下限的建議》。我建議對“GDP增長率”、“稅收計劃”、“財政支出”這三個相關指標做上下限的數字預計。區間增幅可以反映統計的公信力,可以放心大膽地進行真實統計。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采用了區間增幅的表述方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7%。遺憾的是,2017年又采用了“6.5%左右”的表述。結果6.9%,差距有點大。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依然是提6.5%左右。這讓我很失望。最終結果是6.6%,屬于“右”的情況。如果經濟發展可以這樣簡簡單單地左左右右,還要統計局干什么?好在2019年終于采用了6-6.5%的區間增幅。要知道,2019年有11個省采用區間增幅的方法。

第二驚喜是,今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兩種減負方式。一是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并舉,重點降低制造業和小微企業稅收負擔。深化增值稅改革,將制造業等行業現行16%的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現行10%的稅率降至9%,確保主要行業稅負明顯降低;保持6%一檔的稅率不變,但通過采取對生產、生活性服務業增加稅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繼續向推進稅率三檔并兩檔、稅制簡化方向邁進。抓好年初出臺的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政策落實。很多專家認為,增值稅能夠降低一個點就不錯了,結果3個點。第三產業的增值稅也降低了一個點。有的大企業因此而降低稅負一個億。

二是明顯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負擔。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穩定現行征繳方式,各地在征收體制改革過程中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業實際繳費負擔的做法,不得自行對歷史欠費進行集中清繳。繼續執行階段性降低失業和工傷保險費率政策。今年務必使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有實質性下降。養老保險單位繳費率達到19%,多年來沒有降低。現在可以降低到16%,出乎意料。遺憾的是企業所得稅沒有大的變化。企業所得稅是我國第二大稅種,2016年收入總額達28850億元,涉及千萬戶企業納稅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對第一財經分析,這是企業所得稅法自2008年正式施行后首次修正,10年來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給企業減稅放權原則,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減稅新政助推的全球減稅浪潮,我國25%的企業所得稅有可能降低,相關優惠政策會進一步加強,反避稅方面也會有新的變化。總體而言這次企業所得稅修正會減輕企業負擔,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劉劍文認為,企業所得稅目前25%的稅率可以考慮降低到22%左右。但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制定西部開發開放新的政策措施,西部地區企業所得稅優惠等政策到期后繼續執行。這也是一個辦法。


關于國家宣布降低增值稅稅率的理論思考

吳俊培 教授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國家將進行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并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稅率。這一決策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稅率是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的稅制改革對于推動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流轉稅在稅收結構中的主體地位一直沒有被觸動,成為深化改革的重要瓶頸。

首先,降低增值稅稅率有利于我國的稅制由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的轉變。對于市場經濟體制來說,直接稅為主的稅收更有利于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更有利于處理稅費的綜合負擔率問題,也更有利于建立經濟穩定的調控體系。因此降低增值稅稅率不是簡單的稅制改革,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其次,降低增值稅稅率有利于中小企業,或者說民營企業的大力發展。增值稅對于企業來說構成成本,也就是說是企業投資的門檻,扣除成本以后仍有盈利是投資的必要條件。增值稅稅率高,企業投資的門檻高。這有利于資本有機構成高的大企業,不利于中小企業及民營企業。因此降低增值稅稅率實際上是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政策手段。

最后,降低增值稅稅率乃至建立以直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有利于進一步完善財政體制。財政體制是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核心制度。財政體制由稅制、分稅和轉移支付制度構成。在這三個構件中,稅制是基礎。穩定有序的財政體制是改革有序、變化有度的重要保障。稅制基礎性的改革搞好了,就可以有序有度的推進其他方面的改革。


構建現代財政制度落實減稅降費

張克中 教授

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減稅降費是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人民群眾的重要方式和途徑。李克強總理指出,要確保減稅降費落實到位,2019年全年預計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事實上,我國對減稅降費的呼聲由來已久,但往往是減稅未減負,企業和個人的負擔依舊沒有減弱,減稅舉措難以落到實處。

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長期分離,地方政府掌握著將近50%的稅收卻承擔著80%以上的財政支出,收支壓力很大,一旦大規模減輕稅收,勢必會讓本就捉襟見肘的收支格局雪上加霜。為保障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轉和維持現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地方政府會尋找新的“生財之道”。我國歷史賦役改革進程中長期存在“明稅輕、暗稅重、橫征雜派無底洞”的“黃宗羲定律”。因此,新時代減稅降費落到實處應該在完善央地財政關系、規范政府行為和優化支出結構三方面多下功夫。

一是完善央地財政關系。厘清利益分配的格局,讓減稅的政策負擔在央地之間保持合理分擔,進一步優化省以下財政體制。二是規范地方政府行為。改革政府的運行方式,完善激勵機制,轉變政府職能,真正讓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決定因素。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作用,規范政府行為,建立民主、法治、預算透明財政,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三是積極開源節流,優化政府支出結構。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中央財政要主動開源節流,增加特定國有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壓減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經費,收回長期沉淀資金。地方政府也要主動挖潛,大力優化支出結構,多渠道盤活各類資金和資產。要確保在完成減稅降費目標的同時,事關民生的公共服務支出只增不減。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減稅降費的舉措事關實體經濟的穩定和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只有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構建法治化、民主化的現代財政制度才能擺脫“黃宗羲定律”的窠臼!


全國“兩會”傳來重大“利好”

許建國 教授

3月5日,全國“兩會”傳來重大“利好”!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將我國增值稅制造業16%的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10%的稅率降至9%;各地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可降至16%。這是國家在經濟下行期間出臺的又一輪真正、大規模、實質性的減稅降費舉措,我們要為黨中央、國務院的這項重大決策,真心點贊!近些年來,我國間接稅比重過大、增值稅率和社保費率偏高的矛盾愈來愈突出,它加重了企業負擔;推高了企業成本和商品勞務價格;削弱了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抑制了國內消費;加重了中低收入階層的稅收負擔。此次減稅降費政策的貫徹實施,對于我國數以千萬計的實體企業和廣大消費者來說,無異于旱中送水、雪中送炭!同時,我們期盼,在實施減稅降費的過程中,嚴格控制政府債務和財政赤字規模,削減非生產性、非必需的政府開支。只要我們上下同心、節支增效,就一定能夠共度時艱,最終戰勝經濟下行困難。


減稅降費決策部署:呈大手筆、普惠式、實質性降負特征

龐鳳喜 教授

面對當前國內外少有的復雜嚴峻形勢,為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活力,2019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減稅降費進行了力度空前的決策部署,明確指出:“將制造業等行業現行16%的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現行10%的稅率降至9%,確保主要行業稅負明顯降低;同時,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該部署直擊當前市場主體的痛點和難點,兼顧效率與公平,不僅反映了中央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為企業紓難解困的信心和決心,是創設公平營商環境、有效提升市場活力的重要舉措,而且與以往進行的同類改革相比,此次減稅降費的決策部署呈現出明顯的大手筆、普惠式、實質性降負特征。

從近幾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減稅降費的部署來看,2016 -2018年,全國減稅降費金額分別為5000多億元、5500億元、13000億元,而此次預計高達20000億元之巨,呈現典型的大手筆特征。同時,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尤其是2012年實行以結構性減稅為“重中之重”的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我國長期以稅收優惠為抓手,擔當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工具,并長期實施對特定企業、特定時限、特定領域、特定行業的稅收優惠,因而其減稅降費呈現差別性、臨時權宜性特征。與以往不同,此次作出的減稅降費部署,則呈現鮮明的普惠式與實質性降負特征,具體體現為統一對增值稅稅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雙雙實施大力度普降的方式,使所有企業可以無差別地實質性享受國家改革紅利,也在較大程度上表明,我國慣常采用的借助于稅收優惠實現的“區別對待”,正朝借助于統一稅制、優化稅(費)制而實現 “一視同仁”式調控方式的根本轉變,既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又符合廣大企業的普遍期盼,也是通過稅費制度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


從“減稅降費”看財政收入及稅費改革

陳志勇 教授

今年“減稅降費”預計達2萬億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從當年預期財政收入看,仍將有5%的增長,可見“減稅降費”額是按動態測算的,即實際運行中財政收入仍會保持一定的增長,但增長率將低于GDP的增長比率。按本年GDP增長6~6.5%的目標值,低于的幅度為1~1.5%,實際運行中幅度差與預期值可能會有偏離,因為財政收入增長率是按現價計,而GDP增長率是按不變價計的。

以上是“減稅降費”對財政收入的年度影響,而從中長期看,“減稅降費”對財政收入以及稅費改革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呢?這是財政學者所要關注的。這里所謂的稅費改革,既包括收入制度,也包括征管制度。

1.“減稅降費”中增值稅稅率下調是主要舉措,預計將降低稅負8千億元,盡管如此,增值稅改革仍未到位,其目標之一是稅率由“三擋”并“兩檔”,而無論在何時“并檔”,都會以不提高總體稅負甚至進一步降低稅負為前提。本輪個人所得稅改革以動態計年度減稅額達4000億元,盡管仍存在進一步減稅的操作空間(主要是適當調低邊際稅率),但從中長期看,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個稅稅率的累進性,其增長潛力是很大的。因此,可以預計,未來以增值稅為主的間接稅在我國稅收收入中的比重會有所下降,而直接稅尤其是個人所得稅所占比重會逐步上升,從而稅收收入中間接稅比重過高,直接稅比重過低的狀況會有所改變。

2.國地稅合并、社保費由稅務部門一體征收及現代信息技術在稅費征納中的普遍應用,將極大促進稅費征管的統一性和規范性,有效解決地區間征收標準和覆蓋面差異帶來的問題,更好地落實統一稅費體系下的“嚴征管”、“應收盡收”以及納稅公平原則。這樣一來,由于實際征收標準的一致性,以及不斷堵塞征管“漏洞”而帶來征收覆蓋面的擴大,即使在稅率費率降低的情況下,仍會帶來財政收入的一定增長,這在個人所得稅及社保費征收領域會體現得更加充分。

3.“減稅降費”將有力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市場活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是“源”,財政收入是“流”,有“源”才有“流”,這也是所謂“財源建設”的道理。因此,從中長期看,“減稅降費”將不斷鞏固財政來源基礎,有利于滿足未來日益增長的財政需要。


從“減稅降費”看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運用

陳志勇 教授

“減稅降費”無疑是各界對今年“兩會”關注的熱點,根據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年度財政方案,今年減稅降費總額預計達到兩萬億元,力度前所未有,在世界范圍內也獨樹一幟。這不僅表明我國稅制改革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向深度推進,同時反映了當前財政政策調控所運用工具組合及重心的變化。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金融杠桿率已經偏高的情況下,財政政策需要更加積極,以利于保增長、穩就業、調結構、防風險。我國以往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較多的是倚重支出擴張和國債增發,而本輪的調控,則更加強調收入政策的運用,同時也體現了政府在財政管理中自我加壓的決心。

1.兩萬億元左右的“減稅降費”總額,占目標GDP的近2%,意味著企業和居民將獲得巨大的實惠。根據該方案測算,增值稅稅率降低將減稅8000億元左右,個人所得稅改革將減稅4000億元左右,社會保險費率調整將減負4000億元左右,這將有力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激發實體經濟活力,并為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優化經濟結構,提高供給效率創造有利條件。

2.在大規模“減稅降費”的背景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安排增長6.5%,與GDP增長目標基本同步,相應地赤字率由2.6%微升到2.8%,僅提高了0.2個百分點,表明了積極財政政策運用中的審慎性一面。這是由于當前經濟與財政運行中仍存在許多風險因素,包括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已積累了較大規模等,適當控制赤字水平有利于保障財政政策調控的回旋空間和財政發展的可持續性。

3.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安排中,除了重點支出和民生支出保持合理增長外,一般公共服務支出要求壓縮3%以上,其中中央財政一般性支出壓減5%以上,“三公”經費再壓減3%左右,表明在發揮財政政策宏觀調控功能的同時,要加強財政支出管理和控制,提高支出績效。實際上,我國的財政支出績效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包括盤活存量資金、優化結構安排,堵塞“跑冒滴漏”、避免損失浪費,加強績效管理,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益,等等。本年度政府預算的這一安排,對財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預算及支出管理改革的深度推進。


減稅降費之后還需要關注什么?

薛鋼 教授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充分體現出黨中央對減稅降費的決心,為企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心劑,良好的減稅降費政策在落實中還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要爭取減稅降費與優化支出的同時并存

稅收與收費是政府以非市場方式取得收入,為公共服務的供給提供資金保障的基本手段。減稅降費不能以降低公共服務水平與質量為代價,否則會影響國家治理的能力。因此,在不增加財政赤字、不擴大政府債務的情況下,又要保持民生財政的繼續投入,就應該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促進財政支出結構從“行政財政”偏向“民生財政”,尤其是優化財政資金的存量,通過全面實施績效管理,提高預算績效。一方面可以為進一步減稅降費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也促進國家治理能力的進一步提高。

(二)要追求減稅降費與稅制結構優化的同時并存

在備受關注的情況下,減稅降費是符合民意,而增稅就是不合時宜。實際上,稅制結構的優化具有自身的邏輯。2008年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降低直接稅稅率的同時,也會伴隨著間接稅稅率的提高。與此類似,要將減稅降費與稅制結構優化相結合,要完成稅制結構從間接稅向直接稅的轉換,只能依賴于自然人的直接稅(例如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所以,在未來的改革中,更應該是通過以增值稅為代表的減稅為其他稅種的優化打開空間。

(三)要實現減稅降費與征管善治的同時并存

近年來,國務院、財政部、稅務總局減稅降費政策不斷出臺,但是在實踐中,卻經常出現不和諧的聲音。究其原因,仍然是執法者的理念缺乏轉換。伴隨著稅收征管技術能力的不斷提升,這本身就是國家治理能力提高的表現形式之一,可以預期稅務機關面臨的稅基會日益擴大。在“寬稅基”的前提下,執法部門需要做到不僅僅是“嚴征管”,更需要學會“善征管”。因此,減稅降費的改革不僅僅是稅費規模數量的減少,更應該是稅費規模至上思維的降維和征管服務能力的升級,讓更有技術與溫度的服務措施優化稅收治理環境,與減稅降費政策形成制度合力。


解社會主要矛盾創造人民美好生活

錢學鋒 教授

無論是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全生命周期覆蓋,還是減負降稅、減證便民、攜號轉網、提速降費、購置優惠、清償拖欠、保障供水等實實在在的民生紅包,克強總理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無不充分體現了新時代黨和國家著力破解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堅定決心和有力舉措。

2018年,我國GDP規模首次突破90萬億元,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同時,繼續保持世界第一大制造業國和第一大貿易國的地位,國家競爭力日益增強。樂觀估計,如果中國經濟保持6%左右的速度穩定增長,有望在2022年前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發達國家行列。然而,在宏觀經濟繼續向好向上的同時,經濟社會發展中仍然存在大量不平衡不充分因素,阻礙著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如果這些不平衡不充分因素不逐步消除和解決,人民就不會有幸福感,百姓就不會有獲得感,國家經濟發展也就失去了成就感。

因而,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不局限于宏觀大政方針和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還聚焦落實尋常百姓的民生關切,切實體現了我們黨和國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和根本宗旨。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必定伴隨著國家的繁榮富強而一同實現。


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和穩定就業

汪海粟 教授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和穩定就業的系列政策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其內容之廣和力度之大為歷年少見。其中既有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并舉和重點降低制造業及小微企業稅收負擔的制度設計;又有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和穩定現行征繳方式的明確規定;還有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用于15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轉業培訓的具體安排。這表明中國政府不僅對近年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中小企業面對的經營困境有清醒的認知,而且也對解決該類問題提出了多策并舉的方案。

我認為,關于中小企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除了被廣泛強調的GDP占比、新增就業崗位、提供國家稅收和促進技術創新等之外,還有兩項被學術界較少提及的隱形社會貢獻值得高度關注:一是通過成本比較優勢為中低收入社會群體提供的消費者剩余;二是承擔了數以億計的農村和城鎮新就業員工在崗培訓職能。所以,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相關政策顯然是利國利民之舉。希望該類政策能夠有效落實,也希望中國的中小企業在更公平和更健康的營商環境中有所作為。


決勝脫貧攻堅邁步鄉村振興

吳海濤 教授

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完成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關鍵之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中對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務,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聚焦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為邁步鄉村振興奠定堅實基礎。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2018年是精準扶貧攻堅戰三年戰役的開局之年,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386萬人,易地扶貧搬遷280萬人,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階段性勝利。盡管剩下兩年只有1600多萬人的脫貧任務,但是剩余貧困集中在三區三州、深度貧困縣,脫貧難度大、脫貧任務艱。總理在政府報告中提出加大“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力度,落實對特殊貧困人口的保障措施,并強調越是到脫貧攻堅的關鍵階段,越要抓實抓細各項工作,確保脫貧有實效、可持續、經得起歷史檢驗。

鄉村振興是2035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石。總理在工作報告中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將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有機結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堅持唯物主義實踐論,從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謀篇布局,必將譜寫新時代鄉村全面振興的新篇章。


政府工作報告劃重點——旅游學人視角

李明龍 副教授

關鍵詞1:大眾旅游+品質旅游

“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

解讀:新時代旅游的發展應立足于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后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人們對休閑、旅游的需求已逐漸從奢侈品轉為日常消費甚至必需品。旅游只有進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旅游時代,才有持續的生命力。而新時代旅游消費的大眾化、社會化等特性對旅游品質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繼續推動廁所革命,優化產業供給,發展優質旅游,走內涵式發展道路,需要政府與從業者相向而行,提高旅游服務質量。

關鍵詞2:生態旅游+親環境行為

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生態環境進一步改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

解讀:生態與低碳同樣是旅游要實現的目標,也是旅游作為“無煙產業”的優勢所在。積極發展生態旅游,并激發旅游中的親環境行為,是旅游界應盡的責任。

關鍵詞3:全域旅游+供給多樣化

“要繼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多渠道增加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加快破除民間資本進入的堵點”——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

解讀:面對旅游行業供需不平衡的現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是主要方向。為此,需要繼續堅持全域旅游的發展方向,部分地區可由旅游統籌全局工作,吸納包括民營資本在內的廣泛社會力量,提供高質量和多樣化的旅游服務。

關鍵詞4:文化與旅游融合

“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改革發展,提升基層公共文化服務能力”——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

解讀:對于剛成立不足一年的文化和旅游部,如何有效實現文化與旅游的融合仍是目前的主要任務。我們要以旅游為手段推動文化的價值實現與傳播,以文化為手段提高旅游服務質量,為廣大民眾開發更有文化、更有內涵的旅游產品,實現文旅大融合,提升國家的軟實力。


工作報告中的“互聯網(+)”

費顯政 教授

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日益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它不僅改變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消費模式,推動著傳統制造企業的轉型升級,還引領著新興產業的繁榮發展,促進了醫療教育事業的公平共享,甚至在社會的治理和監督、政府的服務和監管等領域,移動互聯網也扮演著升級賦能的關鍵角色。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互聯網(+)”出現了8次,涉及社會各行各業、人民生活方方面面。既展示出政府在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上的雄心和布局,也體現了如何加快利用這一基礎設施來推動社會協調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謀略和遠見。

2019年被視為5G的元年,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新升級給不同行業、不同主體都將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從組織到個人,從民間到政府,從商業到文化;地不問南北,人不分西東,業不論新舊,都需要在新技術的洪流中重新思考并調整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響應時代的召喚。


著力構建鄉村振興的支持政策體系

陳池波 教授

      3月8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河南代表團審議時,重點談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全國兩會上,同是3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提出 “鄉村五個振興”的科學論斷:即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連續兩年同一天在全國兩會上談同一話題,足見鄉村振興在總書記心中的分量。

按照鄉村振興戰略三步走的目標任務,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因此,構建鄉村振興的支持政策體系、強化政策支持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保障。目前,人才、土地、資金等要素約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最突出的瓶頸。構建鄉村振興的支持政策體系,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必須優先考慮“三農”干部配備,優先滿足“三農”發展要素配置,優先保障“三農”資金投入,優先安排農村公共服務,真真切切地推動“人、地、錢”等資源要素向鄉村振興配置。第一,建立健全鄉村人才激勵政策體系,解決好“人”的問題。大力培養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大力培植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通過激勵政策引導社會各類人才投身鄉村振興事業。第二,建立健全農村土地資源合理配置政策體系,解決好“地”的問題。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農村土地“三權分置”辦法,盤活農村閑置土地,用好集體建設用地,保障鄉村產業發展的配套用地。第三,建立健全鄉村振興多元長效投入政策體系,解決好“錢”的問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推進涉農金融改革創新,鼓勵金融資本助力鄉村振興;激勵工商企業投資農業農村,發揮好社會資本的力量,拓寬鄉村振興的融資渠道。


新時代需要“工匠精神”

趙琛徽 教授

“大力弘揚奮斗精神、科學精神、勞模精神、工匠精神,匯聚起向上向善的強大力量。”——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

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大力弘揚奮斗精神、科學精神、勞模精神、工匠精神,匯聚起向上向善的強大力量。”事實上,這是李克強總理自2016年至2019年,連續四屆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上強調“工匠精神”。2016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次正式提出“工匠精神”,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充滿著諸多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中國經濟面臨著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新形勢,正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傳承和培育工匠精神,著力建設一支宏大的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產業工人隊伍,造就一批大國工匠,是人才強國戰略和實業振興的具體落實,是推動供給側結構型改革、加快經濟轉型升級、實現中國夢的內在需要和有效舉措,必須為國家的創新發展奠定堅實的根基,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

中國工匠精神自古延續,源遠流長,已有上千年歷史,古代有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和趙州橋,近代有蘇州的刺繡和景德鎮陶瓷,現代有大國重器載人航天,有國家電網的特高壓智能電網,有華為公司的智能手機和5G網絡,一代一代的匠人們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一門職業,視工作為修行,視品質為生命。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守正出新,包括專心專注的敬業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質精神、協作共進的團隊精神、追求卓越的創新精神。對于當代企業來講,工匠精神就是注重細節、不斷改進和致力追求高質量產品及高品質服務的精神,它是一種對工作精益求精的態度和忘我投入的境界,亦是一種追求突破與創新的價值取向,也是一種盡職盡責、細心堅持和專注篤定的行為表現。


“你們不僅講解書本知識,同時傳授職業技能;不僅引導學生服務國家、服務社會,同時培育修煉匠心、格物致知。”

“有人把教師比作靈魂工程師,我希望你們同時成為‘中國制造’卓越雕塑師!”——李克強總理在考察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時的講話

盡管工匠精神,最早是源于手工業和作坊,并演化為長壽企業的基因,但事實上各行各業都不能缺乏工匠精神,企業與“工匠精神”結合是品質、品牌、信譽和信心,個人與工匠精神”結合是人才、大師和人才強國,政務與“工匠精神”結合是推動國家發展 增進人民福祉。醫生要細心對病人進行診療,精心確定治療方案;教師要認真備好、上好每一堂課,專心批改作業,教書育人……這些都是工匠精神的體現。正如李克強總理2017年考察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所說“你們不僅講解書本知識,同時傳授職業技能;不僅引導學生服務國家、服務社會,同時培育修煉匠心、格物致知。”“有人把教師比作靈魂工程師,我希望你們同時成為‘中國制造’卓越雕塑師!”

培育和弘揚工匠精神,塑造匠心、匠技和匠魂,是一個系統工作。需要政府發揮引導作用,營造推崇工匠精神的良好社會氛圍和匠心文化,為工匠精神厚植土壤,倡導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建立健全工匠精神評價機制,創新技術技能人才激勵機制,切實提高工匠的地位和待遇;需要企業發揮主體作用,加大研發投入,多維激發員工鉆研生產技藝,開展技術革新,做到管理精益,服務精細,運營精準,讓工匠和技能人才有充分的成就感、獲得感和不斷前進的目標動力;需要教育發揮基礎作用,在國民教育體系融入工匠精神教育,注重技能、鼓勵創新,導向沖鋒,徹底告別“四唯”評價人才的惡劣傾向,重塑并強化工匠精神的民族基因;更為重要的是需要我們每個人發揮能動作用,熱愛自己的本職工作,持之以恒做好自己的事,履責任,重操守,終身學習,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技能,所為行家里手和一名與時俱進的勞動者。


關于政府工作報告的熱點解讀

曹新明 教授

“要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放寬市場準入,加強公正監管,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讓各類市場主體更加活躍。”——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

解讀: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必將產生以下重要效用:第一,有利于放寬市場準入,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允許更多領域實行外資獨資經營,是落實金融等行業改革開放的舉措。第二,有利于加強對市場運營的公正監管。社會實踐中,對市場監管是一種非常嚴肅的政府行為,監管者必須切實做到履職公心、監管公正、程序公開、裁量公平和結果公示。第三,有利于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良好的營商環境是衡量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重要指標,衡量營商環境優劣的標準有很多,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其概括為“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第四,有利于讓市場主體更加活躍地參與市場經營活動。第五,有利于完善以產權制度為基礎、以法律為依據的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體系。


“提升科技支撐能力。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支持力度,強化原始創新,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健全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機制。擴大國際創新合作。”——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

解讀:李克強總理的這段報告,首先是莊嚴地宣告了我國政府對科學研發的高度重視,將“提升科技支撐能力”作為2019年中央政府的重點工作任務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同時提出了若干重要舉措。其次,精準地抓住了我國科學研究仍然難以全方位地滿足我國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緊迫需求,尤其是對關鍵核心技術的需求,因此特別強調要“強化原始創新,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公關”。第三,清晰地指出了“強化原始創新,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有效路徑,就是“健全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機制”。事實上,企業才是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真正主體,能在良好的營商環境中爆發出巨大的原始創新活力,攻克關鍵核心技術。政府工作報告中還強調了“擴大國際創新合作”對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必要性。多年來,我國一直在積極推進科學研究的國際創新合作,并取得明顯成效。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強調該項舉措,表明我國政府希望擴大國際創新合作的決心,并且看到了這種擴大必將產生積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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